成功心理学创始人 之一、盖洛普名誉董事长唐纳德·克利夫顿认为，在成功心理学看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盖洛普公司通过 研究发现，人类有400多种优势。这些优势本身的数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将生活、工作和事业发展都建立在你的优势之 上，这样才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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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对事物总是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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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旅行，因为旅行中总能发现新奇的事物。

   □你喜欢整理和储存你的东西，这会让你觉得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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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喜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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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一个人独处，来进行你的冥想活动。

   □对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你总是做深入的分析。

   □你喜欢内省，深入了解自己的感受。

思维：喜欢思考的你总是能够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在纷繁的事件中找到最根本的原因，预测事件的发展方向，从而在投资上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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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给事情制定目标，并且按照目标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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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在做事情的时候受到打扰，即使仅仅是愉快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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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做事认真专心到你这种程度，无论事情多么困难，也没有什么好怕了。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都遇到了种种困难，只有专注的人坚持下来了，最终达到目标。你，也可以。

4．□你喜欢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

   □你喜欢让别人服从你，如果别人不服从，会让你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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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率：具有强烈权力动机的你喜欢使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运作，而理财则需要你对财富的完全把握。金钱是个好仆人，因此，把你对权力的欲望施加于金钱是最好的选择。

5．□你渴望有所建树。

   □你渴望自己成为业内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为了获得成功你可以牺牲自己生活的某些部分。

   □你很难感到满足。

   □一旦你的工作停下来，你就会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即使你真的需要休息。

成就：酷爱追求成功的你在财富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对财富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勤奋的工作能够使你积累到足够的成功的资本。

6．□你喜欢认识新朋友。

   □你喜欢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喜欢帮别人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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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生人谈话时你从未感到尴尬。

   □你喜欢让别人对你产生好感。

取悦：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你取得成功的源泉，你能够从朋友那里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是你获得机会，积累财富的重要契机，好好利用这些信息则是你积累财富的关键。

7．□你深知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

   □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你认为自己一定能取得成功。

   □你觉得自己能胜任很多挑战。

   □很少有什么权威会使你感到畏惧。

自信：对自己的优势充满信心的你深信自己有能力接受新的挑战，有能力提出要求，有能力履行诺言，你的自信让你在不断的挑战中提升自己，从而在工作领域越干越好。

8．□你最爱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问题。

   □你讨厌空谈。

   □即使在事情并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你就会开始着手去做事。

   □你觉得最好的学习是在做事中学。

   □你经常一有想法就付诸实践。

行动：行动力是现代人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多人往往想的很多，但没有付诸实践，好的想法就这样白白浪费。而你不同，你常常能把想法马上付诸实践，这让你往往比别人早走一步，及时抓住很多机会。

9．□你深信凡事发生必有原因。

   □你认为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

   □你对事情的分析和认识常常不仅止于事情本身。

   □你对整个世界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

   □你为人周到、体贴、宽容，能站在他人立场上想问题。

关联：你能深入把握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关系线索，这对于挖掘金融数据背后的信息具有重要的作用，你能看穿被蒙蔽的外表下的本质，就能在投资领域更如鱼得水。

10．□你对自己的要求是达到十全十美。

    □你认为与别人一样的水平对你来说就是失败。

    □你希望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水平，在任何方面。

    □你希望自己在每件事情的处理上都完美无缺。

    □你很少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

完美：追求完美的你不会放过自己在学习和工作道路上的任何瑕疵，这会让你的业务水平在短时间内超越别人，也会让你的事业之路更加平坦。 

上篇　癌症大国

人口老龄化、吸烟、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异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国不断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贡献者”

身边的癌症
癌症在中国城市已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经参加了三个朋友的葬礼了。两个死于胃癌，一个死于肺癌。年龄最大的只有37岁。”就职于北京市建国门外一家美资企业的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么？”她感慨叹息。
    刘女士所讲述的，折射出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癌症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两个多月前，中国卫生部就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癌症死亡的“红色警报”，可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阳等地爆发手足口病疫情期间，卫生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以癌症（恶性肿瘤）为重点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从这次全国死因调查中，或许可以追寻到这个幽灵肆虐的些许踪迹。
　　自2006年6月起，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联合组织了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
　 　此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曾先后开展过两次以癌症为重点的居民死亡原因调查。通过前两次调查，中国已经基本摸清了当时城乡居民 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规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等官员和专家看来，过去十多年里，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 发生了沧桑巨变，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疾病模式也随之而变，启动新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迫在眉睫。
　　通过采集全国160个市县2004年和2005年的 居民死亡数据，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万人中，每年就有约136人死于癌症。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 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74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调查中，这一数据为108人。
    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恶性肿瘤）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在农村，这一数字为21％；换句话说，平均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国城市已经成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血管病）。此次全国死因调查技术执行组组长、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饶克勤主任在接受 《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鉴于癌症更难控制，估计今后数年内，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脑血管病，同样成为农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不断上升？这或许是公众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寿命增加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随着人体的衰老，细胞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会下降， 这就为癌变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有研究表明，约六成的癌症发生在65岁以上人口中（参见本期“认识癌症”） 。
　　200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亿人大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5％。
    不过，依据同一标准的人口年龄构成计算出“标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癌症发病率带来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调整，目前中国居民的标准化死亡率约为十万分之九十一，与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长了两成以上。
    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并不是癌症增长的惟一答案。
    这一点，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死亡率增长最为显著的肺癌为例，30年间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稳居中国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肺癌死亡的高峰远远没有到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国人群的吸烟流行状况来看，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还会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发生与烟草消费有直接关联，这一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认。全球范围内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 要危险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数字也显示，所有的吸烟者中，有半数最终都死于与烟草直接有关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一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有3.5亿烟民。此外，还有至少5亿人，在遭受“瘾君子”吞云吐雾制造的二手烟毒害。更为严重的是，今年5月卫 生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显示，青少年吸烟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仅13岁到18岁的烟民就有约1500万人。加上近4000万尝试 吸烟者，这些使得中国的“禁烟运动”格外任重道远。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任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说，中国在吸烟问题上，“正在重走美国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国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这个吸烟流行高峰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烟草侵蚀人体需要长期积累，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高 峰，通常出现在吸烟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后。因此，1950年，在3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死亡的美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约占12％；而到了1990年， 这一数字攀升至33％。
　　中国则在1992年达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烟十支的量，整个烟草消费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续。而在1990年死亡的35岁至69岁中国男性中，因烟草导致的比例为12％。如果以美国为镜鉴，不难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也可能会跃升至33％。
　　“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国男性，就会有一位死于吸烟。”伯耶尔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判断，实际上也已经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就曾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例。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环境杀手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是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影响癌症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吸烟。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告诉《财经》记者，饮食不合理是仅次于吸烟的癌症发生诱因。
    他举例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西方化”趋势，城市和富裕农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导致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还与性行为和生育习惯等有关。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龄大为提前，生育年龄则大为推迟，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会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 风险。过去30年中，中国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几乎翻了一倍，其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即使按照标准化死亡率来计算，也增长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癌症的忧虑。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
　 　以肺癌为例，除了抽烟，其高发态势与中国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不无关系。2007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等肺部疾病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在地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对《财经》记者坦 言，从他过去多年的实地考察来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类或者劣V类水流行的地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地表水分类标准，水质最好的为I类水，最差的为劣V类；V类或者劣V类，都是属于污染严重、基本无利用价值的水体。
　　或许是注意到公众对于 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卫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西省乐平市等13个媒体报道过的癌症高发地区作为被调查地 区。结果发现，其中的四个地区，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河南省浚县、河南省沈丘县和湖北省应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这四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当然，并不是这些地区癌症整体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这和一些媒体的报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职业环境污染也是可能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多年研究发现，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的产物氡子体，以 及含砷矿尘等，导致锡矿工人肺癌高发。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至少有20万人死于与工作环境有关的癌症。 

城乡差异之痛
农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这实际上是政府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
    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中，城乡“鸿沟”仍然隐约浮现。
    在中国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据了首要位置。农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也高于城市。
    这种区分，或许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不无关系。
    在城市，空气污染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京为例，超过300万辆机动车，使得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刻在经受巨大考验；加上居民普遍有着很强的烟草消费能力，肺癌成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农村，肝癌却取而代之。
　　中国一度拥有上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直接影响到乙肝乃至肝癌的发病率。接种乙肝疫苗，是国际上公认的预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遗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却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其纳入全民免疫计划。
　　1992年，中国开始推广乙肝疫苗接种。不过，这种接种并不是免费的，需要由单位和家庭支付费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儿童，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卫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清晰地显示，就乙肝疫苗接种率而言，城市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乔友林教授看来，农村肝癌的高发，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失误埋单。农村免疫的滞后状况，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尤其是相对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
    此外，农村地区的饮用水等环境卫生状况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国，即使保守估计，农村也仍然有大约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有些省份，虽然已经在农村推广 了自来水，但水处理能力的简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质依旧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 区。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不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识，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癌症的威胁。一旦发现癌症，动辄数万元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对这些农民家庭来说又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治疗，在无奈中等待死亡。
　　“与其选择治疗，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给整个家一个活路。”这种悲怆、宿命式的所谓“理性选择”，构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少普通人面对癌症时最令人不忍卒视的现实图景。■

下篇　对抗癌症

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中国几乎是全面溃败。曙光在哪里？

　　位于北京东南三环潘家园附近的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病房，常年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患者。
    对于很多患者，尤其是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患者，这里寄托着甚至是倾家荡产才换来的生的希望。
    其实，即使对整个国家来说，对抗癌症也注定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漫长战争。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2006年编写的《癌症的科学与实践》，中国每年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高达近千亿元，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20％以上，远高于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但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看来，这个费用实际上被低估了。因为这个数字是按照每位病人花费2万元来估算的，而很多情况下，“2万元是不够的”。
    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绝大多数癌症患者就诊时已经属于晚期。而晚期癌症往往意味着更为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加苦不堪言的治疗过程，以及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例如，中国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不到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肺癌患者确诊之后活不过五年。
    长期以来，中国将本就有限的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晚期癌症的治疗，而忽视癌症的预防，其结果是在抗击癌症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失陷的防控体系
各地肿瘤医院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的人才却流失了
　　中国的抗癌战争曾经取得过不错的开局。
　 　1957年，卫生部决定建立国际医院，为外交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服务。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之女李冰，被调去参与国际医院的筹备工作。李冰后来在《中国 肿瘤史料》杂志上撰文回忆说，金显宅、林巧稚等专家找到她，认为癌症的严重性已逐渐突出，而外交使团的人有大病都会回各自国家治疗，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 瘤医院。
　　于是，1958年，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正式开张，李冰担任副院长兼总支书记。1969年，随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在天津召开，由李冰担任主任的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宣告正式成立。
　 　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启动了覆盖全国8亿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研究人员打着总理的旗帜，成 功地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并发动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1979年，中国第一本恶性肿瘤地图集编 辑出版。该书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癌症防控的一 个黄金时期。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在河南林县（现林州）、山西襄垣、江苏启东等癌症高发地 区，先后建立了60多个癌症防治基地。这个时期，癌症控制的重点也并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是各种预防措施。
    然而，这星星之火却未能燎原。相反，计划经济年代建立起来的癌症防控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摇摇欲坠。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死因调查之后，很多地区没有再进行癌症登记等工作。即使在少数保留了癌症登记的地区，其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存在问题。
　　今年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肿瘤高发现场及肿瘤登记工作学术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坦言，中国各地癌症防治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强烈冲击，目前维持较好的现场只占三分之一，处于半瘫痪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
    令她感到忧虑的不仅是癌症登记的缺失。很多癌症防治基地所采取的宣传教育、危险因素研究、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也早已被单纯的诊疗所取代，失去了原来的属性和特色。那些维持较好的现场，经费来源也不得不主要依靠临床诊疗收费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国肿瘤防控的发源地，肿瘤研究和预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肿瘤医院另外有一块牌子，叫“肿瘤研究所”。在鼎盛时期，研究所的编制 一度达到300多人。但随着医院逐渐走向市场化，而政府又缺乏相应投入，肿瘤研究所不断萎缩，目前只剩下数十人的队伍，而且在经费方面也捉襟见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癌症患者大量出现，各地肿瘤医院目前大多收入可观，但癌症防治却连人才队伍都流失了。
“如果连队伍都没有了，仅仅靠一些‘散兵游勇’，怎么去应对外敌（癌症）的入侵？”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痛心疾首地对《财经》记者说。 

失衡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曾经制定过“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年至2000年）。但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规划基本上属于一纸空文，在不少地方甚至没有正式下发。
    在很多专家看来，当时中国各地都正忙于追求GDP增长速度，基本上无暇分神制定癌症防控等公共卫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和健康常常让位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的对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等少数专家，多年来一直为控烟奔走呼吁，依然无力阻止中国烟草行业的蒸蒸日上。
　　2007年，中国烟草行业产销卷烟4200万箱，同比增长5％；实现工商税利3880亿元，同比增长25％。至此，中国烟草行业实现了连续五年工商税利平均年增长20％的奇迹。
    支修益教授曾经对《财经》记者自嘲说：“靠我们这一小拨人，很难与烟草行业抗衡。”
    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则将推行控烟等措施作为控制癌症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韩国国立癌症中心主任、教授柳 槿永(Yoo Keun-Young)介绍说，韩国不仅推行了烟草加税措施，并利用烟草加税所得成立了健康促进基金，用于癌症等疾病的防控。
　　或许是借力于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2008年，中国控烟运动终于取得了有限进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实行在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禁烟。
　　不过，中国烟草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并没有被削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官商一体化”，仍然固若金汤。杨功焕等专家一直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并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剥离，以切实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据悉，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已经将专家们的建议汇总上报，并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但人们仍未见到官商分离成为现实。
　　至于烟草加税这一国际上通行的控烟措施，尽管不少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都极力推进，但现阶段仍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在2007年推出针对低价烟的补贴措施，美其名曰“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
    在杨功焕看来，正因为相对于城市人群，农民对烟草危害的健康认识不足，烟草业才会不惜提供补贴、拓展市场。这一举措，完全与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一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长；当癌症防控的力量不断削弱时，引发癌症的各种危险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肆虐。

扭转败局的机会
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此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尽管中国在抗癌战争中处于被动，扭转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 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而美国在走上这条正确道路之前，也曾将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 治疗，为此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癌症治疗。
    除了控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等措施，同样至关重要。而对于肝癌、胃癌、子宫颈癌等与感染因素有关的癌症，减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途径。
    实际上，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阻断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经开始体现。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从1992年的约1.3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万人。
    杨功焕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一二十年内，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的进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还会减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计会逐渐减缓，甚至开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已经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中国内地，这种疫苗上市尚需时日，且价格高达数百美元，但世界 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娜塔丽布鲁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诉《财经》记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可以为今后的子宫颈癌控制提供技术选择。
    早诊早治，也是控制癌症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癌症，则可以使治疗更加有效，并且减少癌症的死亡。
    国内外的临床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的改善主要归功于早诊早治。现有的技术方法应用得当，可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发现于早期阶段，并得到根治。
    实际上，在河南林州、山西襄垣等地区，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改善营养和早诊早治等措施，子宫颈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已经显著下降。在今年4月29日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记者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也重申“这说明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早诊早治试点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3年底，卫生部颁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年-2010年)。这份由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委托中国癌症基金会组织专家起草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主导、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原则，并将早诊早治作为主要策略之一。
　　2005年，卫生部将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最早开展试点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几个地区。其中，襄垣属于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癌症高发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加入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十年来，他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开展了得到国际认可的子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与筛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并着手对各种防治方案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
　　乔友林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时，价格因素非常重要；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乔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对于简单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观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传动员、技术开展等各种成本，平均每 位妇女所需的筛查费用为35元。而大多数农村妇女愿意为子宫颈癌筛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匹配10元，就可以满足筛查的资金需求。
　 　不过，肉眼观察方案的假阳性比较高，精确度并不高。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中国和印度的研究人员参与开发了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子宫颈癌快速 筛查方法(CareHPV)。据介绍，这种快速筛查方法操作简便，效果也比较接近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杂交捕获（hc2）技术；而其自身成本不会超过 5美元（约合35元人民币），几乎是hc2技术的十分之一。
    一旦发现早期子宫颈癌，治疗也不算复杂。襄垣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俊飞告诉《财经》记者，早期病人在该院进行手术，平均费用只需2000元。
    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宫颈癌的发病原因研究得最为清楚——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而且，其预防也较少依赖社会资源的充足程度。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从技术条件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面积推行早诊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并不是负担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宫颈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对于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义。”
　　今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项目经费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项目得到实施后，将覆盖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宫颈癌等八种重点癌症，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8个县，预计筛查人数将超过50万。
    除了中央财政，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地方财政也开始对癌症早诊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阳、西城、怀柔三个区对户籍适龄妇女开展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的自愿免费筛查试点工作；2009年，这两种女性癌症的免费筛查将在该市全面推广。
    当然，董志伟也提醒说，早诊早治并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促成各级政府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让政府成为行为主体”。 

期待癌症中心
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除了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等措施的推行，另一件将对中国癌症控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是，国家癌症中心即将成立。
    据《财经》记者了解，依托于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的国家癌症中心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即将挂牌成立。
　　早在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时，美国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作为美国癌症研究和资助的主要机构，NCI年度预算由国会直接批准，每年的经费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
　　日本也在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目前，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已达1300多人，另有两家兼顾癌症诊疗与临床研究的医院。
　　韩国也不甘落后，在1996年颁布第一个癌症控制的十年规划，并于2001年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据韩国国家癌症中心主任柳槿永介绍，韩国在2003年颁布了《癌管理法》，并于2006年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法案，韩国各地方政府也必须在五年之内建立癌症中心。
    显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国立癌症研究所或国家癌症中心将在一个国家的癌症控制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教授向《财经》记者透露，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工作重点，将兼顾癌症研究、预防和治疗。
    无论如何，中国的癌症防控力度，短期内还无法与美国，甚至是日本、韩国这样的邻国相比。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将挂牌的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也只能解决人员编制和“人头费” 问题。要想像美国的NCI那样掌握大量的癌症科研和防治经费，还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在国家癌症中心挂牌之后，估计各个省也会成立癌症中心，“有时候，中央政府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带动整个癌症防控的工作。”
    在国内的一些会议上，有人希望中国也像韩国等国家那样，设定降低全部癌症死亡率的规划目标。但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董志伟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癌症严峻 的流行态势和薄弱的防控体系，短期内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务之急，仍然是建立良性的癌症防控机制。
    毕竟，中国的癌症防控刚刚起步。

认识癌症
　　癌症，又名恶性肿瘤。癌症的英文名称为CANCER，与星座中“巨蟹座”的英文名称一样。 
    二者之间也确有相似之处：癌细胞通常会像螃蟹那样四处蔓延、横行无阻。
    癌的基本单位是癌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生长、分化和死亡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如果受到各种致癌因素影响，细胞无法再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产生癌细胞。
    癌症发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人体本身的防御体系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惟有当机体受损严重、细胞内基因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生成癌细胞。
    正因为此，当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某个致癌因素（如饮水污染）与某个地区癌症高发的具体关联时，就需要持续多年的科学数据。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更快。其实，癌就是一组不正常地“过度增生”的细胞。随着癌细胞的不断增生，逐渐形成被称为肿瘤的组织。这些癌细胞在人体内生命力极其强大，它们会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破坏体内的新陈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及正常组织。
    对于人体而言，癌不是一种单一疾病，不同种类的癌症危险性往往有着很大差别。例如，皮肤癌一般可以用简单手术根治而很少复发，而肝癌、肺癌等癌症则较难医治。
    治疗癌症的传统方法有三种。其一是手术治疗，即切除肿瘤及其周围有可能被癌细胞侵占的组织；其二是放射治疗，以高能量X光等照射患病部位；其三是化学治疗，即口服或注射抗癌药物来杀死癌细胞。
    但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如手术可能无法彻底清除癌细胞，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则会误伤正常细胞。因此，到目前为止，彻底治愈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医学界的一个梦想。
    不过，在癌症的不同发展阶段，治疗难度也不相同。通常，早期癌症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中晚期癌症。
    许多因素都可导致癌症生成。这些致病因素可以是个人内在的原因，如性别、年龄或基因；但大部分是外在原因，如吸烟、不健康饮食、体力活动少、肥胖、感染、职业暴露、环境污染等。统计显示，通过改变这些外在致癌因素，可以预防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
　 　由于癌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极为复杂，也很难针对某种癌症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来预防癌症。其中，乙肝疫苗是通过减少乙肝的发病，间接地控制肝癌。目前，世界 上只有一种直接针对癌症的疫苗——子宫颈癌疫苗。这主要是因为子宫颈癌发病的原因相对简单，都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

三大问题导致调控失效

任志强表示，在房地产中有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才出现目前的混乱。他所言的三大问题为：住房政策问题、市场问题、产业政策问题。

他说，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让市场背住房政策，实际上住房就是政治，如果有关部门认为住房是政治，就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这几年的持续的宏观调控的混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政府的缺位公共产品的缺失，希望市场可以当雷锋，替政府解决问题。 "市场只有买卖双方定价的才是市场，如果是政府定价的怎么叫做市场。 "

任志强称，所谓的价格管理是价格计划性的回归，而结构性管理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也是计划经济的调整，但目前我们恰恰是将住房政策和市场政策混在了一起，实际上包括小户型和所谓的普通商品房和高档商品房之间的税率差别都是对市场的一种歧视，根本没有想到23号文件和18号文件的规定，并没有将中低收入家庭纳入市场体系中。

他认为房地产长期是看好的，但如果不将三大政策问题理清楚，那调控政策会对市场起到破坏性作用。

任志强表示，"如果政策不改变，对所有行业都是一场灾难。"

"我不焦虑，房子卖的很好"

在前不久，央视《对话》栏目做了一期主题为《焦虑的楼市》栏目，当时一些嘉宾认为，现在最焦虑的就是任志强，并把楼市焦虑的群体称之为"任志强群体"。

任志强对网易财经表示，"我不焦虑，我房子卖得很好，不担心销售。"

他说房价没下跌，只是管理层和媒体希望房价下跌，相反，他认为房价永远会上涨，预计今年局部地区还会暴涨。至于最近有些房地产在变相打折，"打折不表示不涨了，飞机有头等舱和商务舱，商务舱打3折时头等舱从来不打折，就算房地产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但是市区好房子并没有降价。

尽管任志强宣称收入不错，但是业内有很多人都在判断华远资金链面临压力。

3月下旬，SOHU中国主席潘石屹曾预言房地产百日内会发生巨变，出现房地产企业大规模整合，对此，任志强说，"我没听说过'百日巨变'。"他也承认现在房地产会有调整，但是只能说是收缩规模或者推迟扩张规模。

之前任志强曾表示，房地产商不会死，要死也是银行先死。《上海楼市智典》发行人暨总主编蔡为民抨击任志强是在试图绑架银行，然后塑造成一个整体。

而著名的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在接受网易财经访谈时也认为任志强说法不对，"我立刻就纠正他这句话，应该是要死一起死，银行死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来了，谁还能活？肯定全死！"

央企抢民企地盘

任志强说，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告诉他一个故事，"中国的计划经济将所有事情搞乱变成垃圾的时候，就扔给市场，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捡破烂的，在将破烂和垃圾清理了以后，将有用的东西挑选并重新经营好，而有关部门一旦发现垃圾可以挣钱，就又将垃圾收回去了。"

任志强说，大量的国有企业进军房地产尤其是央企希望将民营企业挤出去，原来房地产排名前十名的都是民营企业，但现在已经不是央企跻身地产前列。

　　企业职工养老选择更多

　　北大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国军告诉记者，个人储蓄、社保和商业保险是我国养老体系三大支柱。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企业年金是今后重点发展方向。

　　目前的商业养老团体保险分为信托式的企业年金和契约式的养老团险，其大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税收优惠。企业年金在全国范围内最先获得税收优惠，税前列支优惠最大幅度为12.5%。银行、信托、保险都可以托管企业年金。自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启动以来，没有税收优惠团体养老保险就一直处于劣势。有关专家分析，此时保监会养老团险的税收优惠试点就是希望再打开一个市场，观察对税收影响、积累经验。最终选择企业年金还是养老团险将由企业自行决定。

　　目前，只有5家保险公司具有托管企业年金的资格，如果养老团险税收优惠试点成功，将意味着所有有团险业务的公司都将参与市场竞争中来，企业选择面大了，而企业员工则将得到更为充足的养老保障。

　　加大个人强制储蓄力度

　　补充养老保险能为个人带来什么好处？有关专家认为，个人、企业税收双优惠将进一步加大企业为员工强制储蓄的力度。按照此次试点规定，对于每一名被保险人，保险期间可以区分为积累期和领取期。在积累期内，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领取属于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领取期应当从被保险人达到劳动部门规定的退休年龄开始，这实际上就做到了养老保险的专款专用，只有在男满60岁、女满55岁时可以领取。

　　应该说养老团险普及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企业员工。王国军告诉记者，对个人来说，享受税收优惠可以强制储蓄养老金；对企业来说，既享受了税收优惠又留住人才；对国家来说，可以建立完善的养老体系。

　　算账 年薪12万节税7200元

　　购买养老保险税收优惠力度有多大？补充养老保险的个人交费部分则可在个人工资薪金收入30%以内的部分，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以个人缴费部分优惠为例，按照30%计算：如果某人月税前收入1万元，那么投保补充养老保险时，每月最多有3000元可享受税收优惠，可在税前扣除。在未买补充养老保险前，每月应纳税(10000-2000)×20%-375=1225元，假若该人每月缴纳3000元保费，则每月只需纳税(10000-2000-3000)×15%-125=625元，相当于每月节税1225-625=600元，一年可节税7200元。

　　此次税收优惠试点没有设置收入“上限”，而是按比例。专家分析，收入越高可投保的比例越大，投保越多受益就越大。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借口。

　　1953 年11月13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消防队的电话总机在清晨三点收到一个电话。二十二岁的年青消防员埃里希在值班。

　　「喂喂！这里是消防队」。电话的那端没人回答，可是埃里希听到一沉重的呼吸声。

　　后来一个十分激动的声音，说：「救命，救命啊！我站不起来！我的血在流！」

　　「别慌，太太」，埃里希回答，「我们马上就到，您在那里？」

　　「我不知道。」

　　「不在您的家里？」

　　「是的，我想是在家里。」

　　「家在哪里，哪条街？」

　　「我不知道，我的头晕，我在流血。」

　　「您至少要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我想我撞到了头。」

　　「请不要把电话挂掉。」

　　埃里希拿起第二具电话，拨到电话公司，回答他的是一个年老的男士。

　　「请您帮我找一下一个电话客户的号码，这客户现在正和消防总队通电话。」

　　「不，我不能，我是守夜的警卫，我不懂这些事。而且今天是星期六，没有任何人在。」

　　埃里希挂上电话。他有了另一个主意，于是问那女人：「你怎样找到消防队的电话号码的？」

　　「号码写在电话机上，我跌倒时把它给拖下来了。」

　　「那您看看电话机上是否也有您家的电话号码。」

　　「没有，没有别的任何号码。请你们快点来啊！」那女人的声音愈来愈弱。

　　「请您告诉我，您能看到什么东西？」

　　「我…我看到窗子，窗外，街上，有一盏路灯。」

　　好啊──埃里希想──她家面向大街，而且必定是在一层不太高的楼上，因为她看得见路灯。「窗户是怎样的？」他继续查问，「是正方形的吗？」

　　「不，是长方形的。」

　　那么，一定是在一个旧区内。

　　「您点了灯吗？」

　　「是的，灯亮着。」

　　埃里希还想问，但不再有声音回答了。

　　需要赶快采取行动！但是做什么？

　　埃里希打电话给上司，向他陈述案情。

　　上司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可能找到那个女人。而且，」他几乎生起气来，「那女人占了我们的一条电话线，要是哪里发生火警？」

　　但是埃里希不愿放弃。救命是消防队员的首要职责！他是这样被教导的。

　　突然，他兴起一个疯狂的念头。上司听了，吓坏了：「人们会以为原子战争爆发了！」他说。「在深夜，在哥本哈根这样一个大都会里 ……」

　　「我恳求您！」埃里希坚持，「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否则全都徒劳无益！」

　　电话线的另一端静默了片刻，而后埃里希听到答复：「好的，我们就这么做。我马上来。」

　　十五分钟后，二十辆救火车在城中发出响亮的警笛声，每辆车在一个区域内四面八方的跑。

　　那女人已经不能再说话了，但埃里希仍听到她那急促的呼吸声。

　　十分钟后埃里希喊说：「我听到电话里传来警笛声！」

　　队长透过收发对讲机，下令：「一号车，熄灭警笛！」而后转问埃里希。

　　「我还听到警笛声！」他答说。

　　「二号车，熄灭警笛！」

　　「我还听得见… 。」

　　直到第十二辆车，埃里希喊说：「我现在听不见了。」

　　队长下令：「十二号车，再放警笛。」

　　埃里希告知：「我现在又听到了，但越走越远！」

　　「十二号车掉回头！」队长下令。

　　不久，埃里希喊道：「又逐渐地近了，现在声音非常刺耳，应该刚好到了正确的路上。」

　　「十二号车，你们找一个有灯光的窗户！」

　　「有上百盏的灯在亮着，人们出现在窗口为看发生了什么事！」

　　「利用扩音机！」队长下令。

　　埃里希经由电话听到扩音机的声音：「各位女士和先生，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生命有严重危险的妇女。我们知道她在一间有灯光的房间里，请你们关掉你们的灯。」

　　所有的窗户都变黑了，除了一个。

　　过了一会儿，埃里希听到消防队员闯入房间，而后一个男音向对讲机说：「这女人已失去知觉，但脉搏仍在跳动。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我相信有救。」

      海伦·索恩达──这是那女人的名字──真的获救了。她苏醒了，几个星期后，也恢复了记忆。

　　记住：。「 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

    69142，不仅仅是一个特别数字，更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凝结而成的血的教训。直到6月9日12时，汶川大地震遇难者的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

　　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大灾之后，除了悲痛和惋惜，更应该从灾难中惊醒。

　　震后，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汶川地震，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是主要埋单人？

　　而另一组数据，则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截至6月5日，汶川地震造成37万多人受伤，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合计87391人，而保险接到伤残报案的仅有1945人。按照相关数据，我国2007年保险深度仅为2.85％，四川地区则仅为2.74％，农村地区比例更低。

　　分析人士认为，投保率低和地震除外责任是大大减少了保险业对本次地震赔付的重要因素。此次地震重灾区大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据估计重灾区人身险覆盖率不超过10％，远低于全国15％的水平。

　　而在国外，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保险业承担了所有损失中将近51%的赔款，数额超过1000亿美元。

　　数据表明，世界一些国家发生巨灾后，保险赔款可承担30%以上的损失补偿，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可达60%—70%，而中国保险业尽管每每在灾害面前都积极赔付，但适合保险赔付金额尚不及损失总额的1%。

　　“这次地震充分暴露出人们的风险意识还非常薄弱。面对频发的灾害缺乏相应的防范和风险管理手段，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6月8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主办、北京明亚保险经纪公司、瑞泰人寿、苏黎世保险、生命人寿等保险机构协办的风险教育系列公益活动在北京丰联广场面向市民首次展开。据悉，该公益活动还将陆续在公共场所、社区、学校等举办。

　　“地震突然发生时，如何紧急避险自救？”“火灾突然发生时如何逃离火场？”观众们对这些问题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并从中学到了许多自救和救援的科学方式。而更让观众感到新鲜并引起浓厚兴趣的，是如何具备完善的风险意识这一话题。

　　来自联合国的数据表明，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0万人的死因与环境变化有关，而这个数字随着全球变暖还在不断增加。

　　各种风险的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但无疑，灾难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都给人们重新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我们该如何偿付巨额的风险账单？是用尽平日的财富积蓄，还是依靠政府和社会救助，更或是听天由命？

　　“保险机制是抗拒风险的有效屏障，也是公众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风险管理的科学途径之一。我们以科学应对灾难、防范化解风险为主题的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的。”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宋立英介绍，中国儿基会明亚天使守护基金是目前国内唯一借助保险机制开展慈善活动的公益基金。

　　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说，保险是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的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幸存者及其家庭往往面临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受创、生活难以为继，同时还要承担沉重的医疗费用和重建成本等后续负担。虽然受灾群众有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爱心善举的支持，但仅仅通过事后救助的方式来应对风险和灾害还远远不够，急需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风险防范和处理机制。

　　中国面临各种天灾的严重威胁。根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统计，1980年至2007年，中国共发生巨灾损失事件745次，其中70％是风暴和洪水，而中国2/3的大城市受到地震的潜在威胁。

　　中国保监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年初冰雪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元，但保险赔付不足损失的2%，远低于全球同类灾害中保险赔付超过30%的平均水平。

　　根据国际风险模型公司AIR Worldwide 和RiskManagementSolutions估测，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0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的范围内。由于中国保险覆盖面小，据估测地震的保险损失可赔付金额仅在3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这对于2007年全年保费收入7035.8亿元、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7万亿元的中国保险行业来说微乎其微。

　　由于社会公众的投保意识薄弱，以及重大灾害保险制度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巨大灾难过后政府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灾害补偿责任，同时公众财产又很难得到合适的补偿，造成灾后重建的沉重负担。

　　根据世界银行在全球各国的观察，假设全部损失是100亿元的话，各国政府能通过财政预算解决的连5亿元都不到，很多人因为没有事先安排补偿机制，重建家园的资金根本就无法落实。

　　陈文辉对记者表示：“开展公众风险教育，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普及灾难应对常识，积极引导风险防范措施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界公众教育和投保人教育的一个重点内容。”

　　“面对这一次次密集发生的事故，仅仅依靠民众的自觉来完成风险教育远远不够，社会各个层面都应担负起全民风险意识培养的责任。作为保险从业人员，我们在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责任面前义不容辞。”北京明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裁杨臣说，作为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保险业是专门承担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补偿职能的部门。公众应当客观公正地认识保险的功能，同时，政府、保险行业及相关机构应当加强民众的风险和保险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保险真正发挥风险保障的作用。